兵士运动“是在军阀军队中喑中的宣传、联络、煽动，以至于组织”的运动，主要针对基层兵士和低级军官，有群众运动的性质，从而与针对高级军官的军事统战工作区隔。兵运工作以策动敌军士兵起义，以“借水养鱼”方式建军，区隔于“招兵买马”组建部队。兵士运动是中共建军史的重要方面，而黄埔军校在中共兵运史中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黄埔军校成立前的中共兵运工作
中共开展兵运工作的计划甚早。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势力，“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到1922年6月，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的关于“政治宣传”的部分，有“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的计划。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中共中央的信说，“现在是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励工作的最合适时机”。1923年4月11日，中共发表关于兵士运动的文告——《中国共产党告滇军兵士》。
但兵运工作未能真正有效推进。中共一大后，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工作报告中检讨了过去“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的缺点，但大会通过的各决议案没有开展兵士运动的安排。
中共三大后，兵运工作取得成效的代表人物是金佛庄烈士。金佛庄1922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浙军任职并加入共产党。中共三大后回原部队工作。8月5日，中共上海区执委召开会议，与会中央代表毛泽东提议，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黄埔军校成立，金佛庄任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
但总的看来，兵士运动的开展并不理想。据苏联顾问观察，广东党组织曾印发一些具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包括《士兵和革命》等，但“根本到不了军队中”。而据1924年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总结，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子，“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
黄埔军校成立后中共兵运工作理论
1924年1月，黄埔军校正式筹建，6月16日（即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两周年）举行开学典礼，以示打造“党军”的决心。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和通过参与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军事实践，党内同志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
1924年初，邓中夏在区分“兵士运动”和“军事活动”，分析兵士经济地位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兵士运动“建军”的构想。邓中夏认为，“与其多用功夫自造党军（这自然是革命时所必要），毋宁多用功夫向敌方做兵士运动”。
黄埔毕业生刘佩隆1925年初撰文说，“今后做革命运动，只有三个紧要的元素：兵士、农工和青年学生，尤以青年学生到军队中最为重要，希望热心革命的青年速加入‘丘八’队里！”黄埔教官恽代英则说，一切做兵士运动的青年，“应谨防受恶环境的同化，堕落于兵匪之中”；同时要避免“被人家捉去斩了头颅”。而“青年去作农工运动”，也能达到兵士运动的效果。因为“农民倘能为他们的利益而渴望革命，他自能运动兵士（兵士便只是他们的父兄子弟）”。
为推动兵士运动开展，黄埔师生还为士兵灌输其为“穷苦的无产者”地位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开展兵士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前，梁启超曾说：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周逸群在1925年五一节集会上说：世人每因厌恶军阀之故，竟至痛恨可怜的兵士。这是极大的错误。“兵士多数为农工阶级”。
周恩来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这些问题：兵士群众是不是个阶级呢？如果兵士群众不能成为一个阶级，那么兵士在阶级中有种什么作用？兵士的生活是否压迫别人的生活于自己有利？结论是：兵士的生活比农工的生活更坏。军队是由被压迫的兵士集成出来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
黄埔军校成立后中共兵运工作的实践及成效
黄埔军校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除通过政工制度、政治教育等方式参与、协助国民党组建国民革命军外，还以隐蔽方式“运动”旧军队，在国民革命军、北洋军阀部队开展兵士运动。
黄埔军校所在地广州，兵士运动开展卓有成效。1924年9月，广东党组织在驻粤滇军中发展了滇军总司令部参谋赵醒吾入党。同时，粤军军官叶挺也受党的教育和培养，经上海赴苏联留学，带了中共中央机关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介绍信，后在苏联先后入团、入党。黄埔军校还在国民革命军改组过程中开展兵运工作。1925年，国民政府以黄埔“党军”为基础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外，在粤各省部队改编为第二至第六军；后来，广西部队改组为第七军，唐生智部湘军改为第八军。在这个建军过程中，先后有一千多名从各军校抽调的学员和经各军选送的军官，被分别安排在黄埔军校接受政治培训。
1925年2月，中共在黄埔军校创办“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力宣传兵运工作，创办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中国军人》等报刊。据徐向前回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它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广大青年军人所接受。1925年6月，黄埔“党军”东征军回师平叛后，周恩来曾组建起一支特别宣传队，成员主要是滇、桂叛军中的伤员，共三十多人，共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号召“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
黄埔军校为土地革命埋下火种
如上所述，黄埔军校的兵运工作为改革旧军队打造了可参照的“模板”，培训了大量兵运工作的骨干。对于中共推进兵运工作，黄埔军校还有“参照系”和刺激作用。国民党通过黄埔军校“造党军”，却限制中共参与军事活动。于是中共党人大力开展兵士运动，做改造旧军队的工作。
当时，黄埔军校毕业生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北洋军阀的部队开展兵士运动，在北伐时配合作战。例如，黄埔教官金佛庄1926年底潜入曾任职的浙军策动兵变，不幸被孙传芳捕杀。但孙部兵士斗志大受影响，很快被北伐军消灭。
更重要的是，为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开展“武装暴动”埋下火种。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兵变”的案例，多与黄埔师生的兵运工作积累有关。例如，在南昌起义中，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占整个部队的二分之一，周逸群居功甚伟。当年长沙报纸有“无周就无贺，无贺就无南昌暴动”之说。周逸群，1924年10月入黄埔第二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期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周逸群与蒋先云等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任主席，在黄埔军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致蒋介石三番五次亲自“接见”，许以高官厚禄企图拉拢，但周逸群不为所动。北伐战争后受周恩来委派，他带领五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宣传队到贺龙部工作。
又如，彭德怀由旧军官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离不开黄埔军人的引导。一是段德昌，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北伐战争后到湘军从事兵运工作，给彭德怀以积极影响，后来成为其入党介绍人。二是黄公略，早年入湘军当兵，与彭德怀是袍泽。1926年底进入黄埔三期高级班学习，后回彭德怀部开展兵运工作，并参与领导平江起义。
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则是后来中共兵运工作的对象。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作的军事工作报告中说，“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比如在黄埔军校毕业学生，有的欠薪几个月，生活很痛苦，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
综上所述，黄埔军校对中共建军的贡献，既表现为从“党军”走出大批将帅，在工农运动中训练工农武装，还表现为以兵运工作改造旧军队，为后来以“兵变”建立红军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