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持续而强烈的冲击，前瞻性地提出了东西文明汇合问题，不仅纠正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为他最终发现“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来看，他对中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思考具有丰富内涵。
首先，在为学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许多心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眼中，西方的富强不只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先进，还在于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的开明。因而，那一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对于西方文明总体持推崇态度。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泽东来到湘乡的东山学校求学，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深受感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列举的“新民”所具备的诸多特质大多来自西方，并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虽然发展很早，但仅“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不过，梁启超也同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认为对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倾心。他在《论道德之大原》中强调：“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意在呼吁传统道德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受当时一些新说的影响，毛泽东1912年来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十九世纪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向友人推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待中西方学问的态度，即双方各有优长，应当平等相待：“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泽东更加赞叹中华文明的广博。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青年毛泽东提倡治学要中西交融的观点，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在那个弘扬西学的时代，留过学的杨昌济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是中立与辩证的。他认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他也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厚宝藏，主张中西文明应该“合一炉而冶之”。
在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不仅对待学问严谨与客观，而且对中西文明的看法也更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性。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指出：“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毛泽东更是在强调对中西文明辩证对待的基础上，提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在此批注中，毛泽东还对中西文明思想中的相通之处进行对比，写有“吾国先儒之说亦然”“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这些批注均反映了毛泽东学贯中西的视野。
那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针对东西文化、文明差异展开了大论战。如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近代文明”时期，而中国文化还停留于“古代文明”时期。在《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孔教与西方先进文明不能相融，必须要有彻底变革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胡适等人主张全盘西化，“再造文明”。而以杜亚泉、章士钊为代表的东方派则坚持东西文明的差异并不代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继承发展。这场论战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为更多人了解东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提供了基础。毛泽东对杜、章二人仅用儒家思想拯救世界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明的所谓先进性。
最后，在实践上寻求愿东西方都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中西两大文明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古代文明有压抑和束缚人性自由的缺点，也有倡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与“世界大同”的至善理想。若能人人如此，则能共同跻身于圣域之中。“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西方文明有倡导自由、法治等价值的长处，也有霸权与掠夺思想的弊病。这种强权思想愈演愈烈，不仅使得国与国之间自相残杀，还会将人类引上绝路，为整个世界带来危机。
故而，毛泽东提倡要汇中西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要“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加以去粗取精，“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1919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他在文中提出要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将之与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孔子问题等视为还未得到解决以至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其对中西文明的探索转移到实践上来。他认识到，不管是哪种文明，要想在中国土地上发挥作用，都需要加以实地调查研究。在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之后，他慢慢寻找到了一个能够融通中西文明，并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的观点。在致信给张国基时，他创设性地提出了一种“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极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基于其对西方文明深刻的认识，他还同时强调了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达成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列宁的“激烈的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终确定了马列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南。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也是对东西文明会合问题思考后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