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二水分流”的巨大鸿沟。就政治术语而论，“铁的纪律”的提出与强调不能不追溯至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程，“铁的纪律”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始影响则不能不提及蔡和森等人。
在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建设中，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强调“铁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布尔什维克的形成，原本就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人围绕党纲、党章问题展开激烈斗争，进而影响中央领导集体选举的产物，与党的纪律建设密切相关。
在选举中，孟什维克（“少数派”）在政治立场、经济观点等方面，又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有诸多区别。比如，在组织结构方面，孟什维克强调党内多元化，布尔什维克则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党内的纪律性。对此，列宁语重心长地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
1920年，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来证明“铁的纪律”之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在这本批判“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列宁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的重要论断。
事实上，略早于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就提炼了“铁的纪律”的成功经验。此时，布尔什维克已改名为俄国共产党。
列宁总结：“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列宁强调，正因为“集中、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实现了“一个弄得精疲力竭的又弱又落后的国家竟战胜了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历史奇迹。
不仅限于此，列宁还就战后经济建设任务向全党提出“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要求，指出“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
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击与拨正。1920年筹开共产国际二大预设了“进入组织建设时期”的任务，意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进行积极规范。
列宁高度重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亲自参与相关材料的起草工作。他强调，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920年七八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期间，列宁不仅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对与会代表的意见作出回应，还在其他议题发言时提及党的纪律建设。比如，列宁在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中直言：“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猛看猛译”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向毛泽东宣传“铁的纪律”，进而写入中共二大文件——
研究显示，在法兰西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较早明确提出了建立具有“铁的纪律”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蔡和森于1920年1月抵法，经过数月的“猛看猛译”，不仅法文大进，而且进一步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正确道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
1920年7月，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开会，讨论改造世界和中国的方法，并议定在法同志分工译书译报，分配给蔡和森的读译任务是《人道报》《俄事评论》及《共产党》月刊等。不久，他就翻译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共产国际文献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提及“万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大会，表示希望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介绍俄共（布）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介绍俄共（布）的入党条件时，蔡和森写到了“铁的纪律”，并补充道：“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关于俄共（布）入党条件的言说，在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并无多少对应，特别是“铁的纪律”并未写入条文。该说法可能源自当时西欧的相关报道，对“铁的纪律”的理解则与列宁的主张以及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精神完全符合。
蔡和森有关“铁的纪律”的认识，远不仅止于同毛泽东的笔谈。1921年9月，因策划参与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事件，蔡和森遭到拘押，后被押送回国。蔡和森抵沪后，翌日就去见陈独秀，并汇报成立旅法党组织等情况。中共中央当即批准其入党，并安排其在中央局工作。缘此，蔡和森成为中共二大的会议筹备者。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将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作为“做革命运动”“大的群众党”的“两个重大的（纪）律”之一，强调要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进而明确相关原则。
第一条便规定：“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无政府的‘乌合状态’）。”第二条的原则是“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这也与列宁以“近似军事纪律”来解释“铁的纪律”的言论声气相通。
中共二大党章还将“纪律”单列一章，较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纲领中有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规定要具体、细密，也更为严格。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毛泽东进一步对党、对人民军队强调“铁的纪律”，阐发“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历史箴言——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深入探索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在开展武装斗争，推进思想建党、政治强军的历程中，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既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实现党的集中和统一的根本组织纪律。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特别规定，党的高级学习组要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1942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他还饶有风趣地打比方：“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解放战争时期，在处于被敌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中共中央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自主权，随之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同年底，他为复刊的《中国青年》题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有主义、有纪律的中共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下，新中国如一轮朝日喷薄而出。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