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传统节庆中最隆重喜庆的节日。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文化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积极变化，一方面一些落后的旧风俗逐渐被淘汰，另一方面体现党的革命意志和根据地生活的新风俗日益流行。春节既是根据地广大群众休闲欢聚祈福的时刻，也是党传播思想和动员群众的时机，更是党政军民进行情感互动的舞台。研究与总结这一时期华北根据地开展春节文化建设的实践及经验，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春节正值冬末春初，是个农闲时节，民众有时间也有心情去体味、接受一些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可谓一个极好的宣传期。1939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指出“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1943年1月，晋冀豫区委宣传部明确指示，“旧历年关是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有利时机”。因而，充分利用春节的闲暇时光开展政治宣传是华北根据地一项重要工作。
一方面设立领导机构，颁发宣传要点。一般来说，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专设机构负责宣传工作，基本任务是确定春节宣传的组织、范围、时间、方式等事宜，重点任务是确定宣传要点，规范宣传内容，把好宣传的主题和方向。比如，1941年11月，冀南区党委宣传部下发春节宣传工作指示，要求着重宣传反扫荡教育、边区抗战和建设成绩等内容。
另一方面利用节庆元素，拓展宣传媒介。1940年1月25日《抗敌报》一篇文章呼吁“利用旧历春节的贺片、春联、年画、历书、日历等写作通俗的宣传词句”。1941年1月，太行区五地委宣传部指示春节宣传要利用诸如对联、年画等民俗符号。1942年1月，晋西北召开春节宣传会议，明确要求充分利用秧歌、道情等民间娱乐形式。边区宣教人员和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挖掘和运用春节元素进行政治宣传。他们将政策、理论融入生动活泼的节庆活动，借助通俗具体的表达方式，实现了政治宣传的具象化和大众化。比如，根据旧门神画而来的《抗战门神》等新门神画展现了八路军和民兵的英武雄姿。
此外，教育系统、群众团体、民间艺人等力量也加入宣传队伍，打造出火热的春节宣传氛围。来自不同领域的宣传力量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把理论、政策向社会传播，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或新风尚。民众在节日喜庆的氛围中接受了新观念，并逐渐内化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比如，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年画备受晋绥解放区民众喜欢，或被贴在炕头和门上，或被作为礼物送人，其中妇女最喜欢《做军鞋》，孩子最喜欢《学文化》《儿童劳军》，大多数民众爱看《解放军攻城战》。
二
阖家团圆是春节最具温情的核心要素，甚至能够弥补一年中生活的不如意，反之则会成为家庭中极大的遗憾。然而在战争岁月中，许多家庭背负着民族、国家重任而无法团圆，春节期间关心抗属或军属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弥补他们不能与亲人团聚的遗憾是一项重要工作。
物质慰劳是华北根据地常见的春节优抚形式。1939年春节，平山县各界民众向抗属家庭发放一千石粮食、零用钱若干，唐县则组织了募集干粮运动以优待抗属。1940年春节，中共北方局组织发动了向抗属赠送年礼运动，各地掀起慰劳热潮，如完县的5个区就募集了66.48元、2278斤小米、663斤玉米、145斤白菜、2243斤山药、52斤红薯、31斤黑枣、100斤柴火。1945年春节，赞皇县政府为保障抗属春节生活，一次向77个村、382户的抗属家庭发放优抗粮31806斤。物质的补偿虽然不能完全取代情感的缺憾，但其所蕴含的情感关怀还是让抗属感受到浓浓暖意。平顺县黄花村一位抗属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过年村干部都以酒饭招待我们，乡亲们对我实在好。武委会主任无柴送柴、无水送水，真是关心。你在队伍上要好好用心打胜仗，努力进步。”
除了物质慰劳，精神慰藉更能带给优抚对象温暖与欣慰。春节期间，华北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都会深入基层，到抗属或军属家中进行慰问。或者帮着贴春联、包饺子，或者帮助扫雪、担水，或者设宴招待，一起过年。还通过发慰问信、贺年卡等形式表达关心和敬意。1942年春节，晋察冀五专区军政领导专门向抗属发放万余张贺年卡片，接到贺卡的抗属异常欣慰。群众组织也通过多种活动进行精神抚慰。多地群众敲锣打鼓地给抗属挂光荣牌匾，召开优抗会并专设抗属光荣席位，扭着秧歌给抗属送光荣灯，或组织宣传队向抗属拜年、唱歌跳舞并敬献礼物。比如，1942年春节，唐县组织了以青年、儿童为主的秧歌队开展优抗工作，既向抗属拜年又敬献礼物，引来一片赞叹声。多种形式开展优抚工作，不仅弥补了优抚家庭亲人无法团聚的情感缺憾，还激发了他们的荣誉感，提升了士气，为中心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
娱乐活动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节日元素。扭秧歌、演大戏、唱小调、耍社火等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民众基础。不过，旧有的村庄春节娱乐在组织方面大多是分散、临时或业余的，内容也多追求热闹、好看或滑稽，这与根据地建设需求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加强组织引导。1942年春节，晋冀鲁豫边区五专署强调必须防止为娱乐而娱乐。1946年1月，太行根据地一专署在春节文娱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应使其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以产生对民众的教育意义。
华北根据地充分发挥已有村庄娱乐组织的功用，对人员构成、参演节目、资金扶持、演出时间和场地等都加强组织化管理。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春节娱乐活动指示，要求各行署、直辖市府加强对村庄娱乐组织的领导，尽力抽调娱乐组织负责人、新旧艺人参加集中训练，或者召开专题工作座谈会，使其明白方针，并要求各级文工团、专业剧社大力帮助和推动村庄娱乐组织的发展。同时强化对村剧团的管理，登记已有的村剧团，有的地区还规定新成立的村剧团必须满足内容具有教育意义、服从政府领导和不浪费等要求。
内容方面，传统春节娱乐节目有些单纯追求搞笑热闹，甚至夹杂封建低俗内容，这不仅无助于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而且不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冀东十二地委指出，“旧的秧歌多系反映旧社会封建统治忠君爱国、淫荡色情等的一套，不能反映翻身后农民的生活与各种情绪”，因而在旧有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旧秧歌，提倡与开展新秧歌是春节文娱的中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华北根据地重视对春节期间讲演词、秧歌词、歌曲、剧本等表演内容是否符合政策的检查。冀南三地委宣传部要求各地上报春节娱乐情况，包括整个地区娱乐概况、演出内容和形式、群众对娱乐的反应、旧内容改造、新内容创造等内容。形式方面，开始时的方针是“旧瓶新酒”，即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后来发展为“新瓶新酒”，保留传统娱乐形式的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不经专业训练的普通民众能直接参与的表演形式。
在有效的组织领导下，春节期间华北根据地形成了“人人可演戏、处处是舞台”的状态，让单纯的娱乐活动发展成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重要的是，在“自编自演、自唱自乐”的原则下，这种源自民众现实生活的娱乐主题，加之有组织的设计和表演，教育效果非常好。比如，民众观看关于生产动员的现实剧《生产发家》后，对待生产的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纷纷表示，像这样的戏多演几回，心里就亮堂了。
四
这一时期，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活动中仍存在一些陋俗，铺张浪费、赌博、迷信活动等也不时发生。1948年1月冀东行署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春节期间各级部门和人员不得浪费，还要动员群众不铺张浪费。1949年1月冀中行署的通知指出，“旧历年节将到，近来在集市上发现不少由敌区贩来或本地印制的封建迷信神像……传播封建迷信思想”。华北根据地各级组织十分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积极开展针对陋俗的治理行动。
治理赌博是华北根据地积极开展并颇有成效的一项工作。冀中区十一地委社会部明确指出，如果不制止赌博，“必酿成扰乱社会、妨害生产建设的恶果”。因而，华北根据地采取多种方式禁赌。首先，加强思想引导，运用秧歌、小戏等民众所熟悉的形式来表现赌博的危害，编演村庄内因赌博而带来不幸的具体事例，以达到警示效果。其次，颁布禁赌法令或条例，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把参与赌博的人员进行分类，根据参与程度给予不同的惩处。最后，调查登记赌民情况进行统一管理，重点管理和教育老赌民，对于屡教不改的赌民进行劳动改造。为确保禁赌成效，华北根据地注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一方面要求村干部积极禁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商定戒赌公约，公开教育赌民，营造社会压力。1949年春节，岚县召开的全城妇女、儿童参加的禁赌大会具有代表性。在群众的指责教育中，赌民认识到赌博的危害，纷纷表示以后不再赌博。在共同努力下，华北根据地春节期间赌博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如1942年起武乡县采取多种措施严禁赌博，到1943年春节，持续数百年之久的赌风基本绝迹，大家将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的需求放在参与社火、秧歌等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中。
总之，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化建设在尊重传统和民俗前提下构建符合革命需要的主流政治文化，搭建起一条以春节为纽带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乡村传统文化融合渠道。这些举措在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社会动员、塑造价值观念、治理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