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四十五年。改革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四十五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四十五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开创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光辉范例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698元，折合1.27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下限。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的两百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出口额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揭示生产过剩的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发展生产力，快速推进工业化，是能够走得通的一条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必将对正在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以极大鼓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这是基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而言的。中国四十五年改革的经验证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政府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激发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鼓励国有企业吸收其他所有制经济入股，发展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鼓励各类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等，使得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完全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改革之前，有些国外经济学家认为，除非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否则不可能与市场经济兼容。通过国有企业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期，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一工资标准、工资上涨齐步走的制度。虽然在个人收入上避免了差距过大，充分体现了公平原则，但久而久之，形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企业和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了劳动积极性。改革从分配制度开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企业在完成国家税收后，根据盈利多少在收入上拉开距离。企业拥有职工收入分配自主权，实行奖勤罚懒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资本、技术、管理、数字等要素参与分配，从而使各类生产要素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种分配制度贯彻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补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
华为公司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能力，与其产权结构和分配方式密不可分。在产权结构上，华为公司实行员工持股制，接近一半的员工持股，使其实际上是一家股份合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在经营决策上注重长远发展利益，从而把销售收入的15%以上用于技术研发。在收入分配上，坚持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保持在3∶1左右，充分体现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既激励了员工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华为等广大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进行的改革的正确性。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解决这个危机，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由国家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从而实现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具体如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样的实践。列宁逝世过早，在苏维埃政府建立初期曾提出把全社会作为一个大工厂，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基本上照搬了这样一种体制。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承担不了这一职能，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我们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社会劳动的分配，同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供需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三权分置制度，是对土地公有制实现方式的创新
实行土地公有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论述的重要标志。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城市建设用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村耕地和村庄建设用地所有权归村集体。但是，由于当时合作化步伐走得过急，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公社制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家庭的劳动积极性，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仅用十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坚持了土地公有制性质，又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土地经营的碎片化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降低了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工业化的推进使得农业装备制造能力迅速提高，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并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提供了出路。为了适应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需要，我们及时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即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在农户自愿有偿条件下可以转让经营权，从而为发展规模化经营提供体制支撑。对农村宅基地，也实行三权分置，即所有权归村集体，资格权归农户，使用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这就为建立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了条件，从而发挥宅基地的巨大潜力，既为推进城镇化提供新增建设用地，又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我们采取灵活的政策，是对土地公有制实现方式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制度保障。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白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则很少涉及。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后，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探讨如何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外开放的成功理论和实践，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白，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改革开放初期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边疆，形成了梯次开放的格局。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外贸易逐步从“三来一补”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为主；科技进步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逐步转变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外开放顺序从工业率先开放逐步发展到服务业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和全方位开放；要素流向从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走出去”由分散进行发展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经济从进口替代、鼓励出口发展到扩大进口、鼓励到海外投资；对外开放由注重自身发展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四十五年改革发展的历程，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任何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以及脱钩断链都是徒劳的，必将以失败告终。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这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个论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并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和商品经济落后这一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都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用一个较长时期补上工业化、城市化这一课，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加快生产力发展。这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和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清醒判断的基础之上。有了这个正确判断，我们党才解放了思想，大胆探索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吸取中国的经验，可避免走弯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特别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主张用系统方法全面分析研究问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不可能在改革上迈出步子。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有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有了之后四十五年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我们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中形成的，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离开了这条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走进死胡同。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决定着党的近期和中期奋斗目标是否切合实际，决定着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可行，从而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和战无不胜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使用最多的一个哲学词汇是“结合”，把许多貌似互相对立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新体制。诸如实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计划与市场结合、内循环与外循环结合、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结合、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结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不平衡问题，是运用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促成矛盾朝着有利方向转化的典范，在促成矛盾双方的结合中注重发挥矛盾主要方面的作用。当然，矛盾双方的结合不是普遍的必然的。有一些原来可以相对和谐相处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立激化的情况。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党的二十大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在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坚定意志、冷静思考、统筹谋划、妥善应对，要应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系统分析，精准施策，通过扩大内需强化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内外循环良性互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增强抗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确保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造福于十四亿中国人民，而且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让我们加倍努力，创造马克思主义光辉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