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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如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作者:  来源:    日期:2023-06-27    浏览次数:

2023-06-25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邱华林 眭京城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政策,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一时间,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和剪刀差扩大的现象,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危急关头,党领导苏区军民克服困难、勇于开拓,打响了反经济“围剿”的主动仗。

发展赤白贸易

起初,私商利用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对军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几乎全部掌握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主张必须由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并在赤白交界地带下设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罗塘4个外贸分局及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有总局、分局和采办处的对外贸易网络。当时,赣州城内最大的商号是“广裕兴”,其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派人与“广裕兴”秘密洽谈,订立采购协议,组织货源。此举让江口分局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正当外贸兴旺之时,赣州城里的商人发现苏区只能支付土造的“大头洋”“小头洋”,支付不了白区市面流通的“老鹰头”,白区商人渐渐不来做生意了。为打破僵局,外贸人员冒着危险去白区上海采购造币机。采购回来后,造币厂的同志很快造出了一大批“老鹰头”的银洋,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起来。

在交易中,党和政府实行灵活宽松的外贸政策,鼓励各种私商“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以发展苏区的社会经济。由于政策合理,经营得法,1933年8月至10月,对外贸易局以1万元资金和2000担谷子作资本,做到进出口33万担谷左右的商品流通。对外贸易中,大宗的出口是粮食和钨砂,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矿石出口每年大约为300万担。大宗的进口是食盐和布匹,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900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600万元。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有效调剂了苏区的商品流转,保障了军民生活的物资供应,为反“围剿”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开展节省运动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各种医院、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红军队伍的日益壮大,给苏维埃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军费开支大量增加,红军筹款减少,这使得本就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月,毛泽东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号召。同年3月,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4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的公开倡议,这些号召和倡议吹响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号角。

节省运动期间,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带头节省。按规定,毛泽东夜晚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可是他坚持只点1根。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时,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毛毯。张闻天下乡期间自带装有番薯的草编饭袋,拒吃消费合作社的客饭。被群众称为腰缠万贯“讨米人”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到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动下,苏区军民纷纷跟进效仿,自觉开源节流过“紧日子”。江西省保卫局同志节省出150余双布麻草鞋;兴国横江、杰村、社背三乡节省150余担谷子借给红军,不要政府的收据;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全体伤病战士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一个月内节省近千元;博生县工人群众自动退还公债超1100元。由于干部群众热情高涨,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部在需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比2月减少开支625876元、节省款项87896元,节省总计超过130万元,超额完成了4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节省运动的有序开展,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战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创建合作社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操纵,中央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十分缺乏,而富余的大豆、稻谷、茶油等农产品又不能输出,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调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不为商人所剥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就应运而生,大量涌现。为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发展合作社大纲》等多项法令,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社员权利、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使苏区的合作社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据1934年2月的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中,我们在消费、粮食、生产三种合作社上面,发展到2300余的社数,57万余的社员和60万余的股金”。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打击投机商人盘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两大障碍:一是劳动力问题,二是耕牛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苏维埃政府成立劳动互助社,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缺乏的困难,使农业生产初见成效。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的农业生产较上一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边区区域则增长了20%。仅永丰县,1933年全县全年的收成,比去年增加了1/3。粮食产量提上去了,可价格被奸商打压到低至5角钱一担的谷子都没人要,这极大打击了苏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入股建立粮食合作社。当新谷上市时,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稻谷,存于粮仓,以备后用。当青黄不接、群众急需用粮时,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社员,或者销往价高的地方赚取差价,形成利润。合作社在高买低卖之间,增加了社员收入,平抑了物价,得到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信赖和拥戴。苏区群众由衷地称赞“合作社第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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