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期间的邓小平，坚持把握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从中国革命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左右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问题，在中央统一的战略部署下，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武装割据、实行土地革命、抓好党组织建设、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创造性的革命工作，表现出了非凡的战略思维能力。

把具体问题上升到本质问题去思考

百色起义前夕，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工作，担负统一领导广西特委和广西军委的重任。邓小平到南宁后，以非凡的胆略，从当时全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凭借广西省政府秘书身份，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和秘密兵运工作，推动广西全省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1929年6月，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随后，蒋介石委派俞作柏和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但俞、李的主政却面临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外部面临蒋介石的不信任和新桂系军阀的破坏，另一方面内部统治基础不稳，政权很不稳固。

因此，俞、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巩固自身地位，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去协助工作。邓小平到南宁后，正确分析俞、李主政广西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既把俞作柏和李明瑞及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广西新政权与国民党右派相区别，团结、教育、争取其左派，与他们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中共独立自主的方针，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邓小平对俞作柏、李明瑞实行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采取坚决打击和孤立的政策。

同时，通过共产党的内部活动，在俞、李军政部门中安排党委派来的干部；建议俞、李释放许多被新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发展了很多武装起义的骨干。在对俞、李统战工作时，邓小平还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向俞、李建议组建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由张云逸等人负责领导，这为我党迅速掌握革命军队，为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把局部问题放到整体中去思考

土地革命包括武装斗争、工农运动、党组织建设、土地革命、民族工作、革命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工作，这些工作作为土地革命的部分存在，共同组成了土地革命的这个整体，彼此之间各具功能却又互相联系，必须予以统筹兼顾，共同推进，才能建设和巩固好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到广西后，从革命工作全局出发，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积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到广西后，邓小平抓住机会，组建并改造和整顿了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使我党迅速掌握了这两支军队，同时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军，迅速提高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当天，红七军成立，右江地区的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后的短短4个月时间内，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红七军发展到7000人的规模，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作为广西前委书记的邓小平，还指导在左右江流域开展游击斗争。红七军成立后，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还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保卫了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其他工作的开展，也极大提高了红军的声威和战斗力”。

积极抓好党建工作。邓小平注重抓好党的建设工作并把党建工作贯穿在军队建设、工农运动、民族工作、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这对百色起义的成功发动、红七军的创建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在百色起义期间确立了“注意在乡村发展党员”“特别注意贫农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方针，解决了党和红军的队伍来源问题，也加强了右江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他注重抓好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确立思想建党的工作原则。为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理论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红七军前委举办了各式各类培训班，邓小平还亲自编写教材并授课。

广泛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注重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他宣传发动各族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领导各族群众废除土地私有制，烧毁田地契约和租约，没收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土地和财产并分给群众，实行以乡为单位的土地分配形式，极大激发了各族群众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在土地革命中，邓小平还提出了“共耕”“分耕”和“原耕”等土地使用方式，制定和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对土地分配和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宣传土地革命，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这些都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为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立健全革命政权。革命政权是革命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领导整个革命工作的开展，也是重点工作之一。百色起义后，广西前委改组为红七军前委，为右江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机关，全面领导右江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邓小平对红七军前委机构进行了健全，设立前委领导机构，红七军下设三个纵队和一个军部直属队。百色起义当天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并设置了一些委员负责各项管理工作；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参照中央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置了一些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革命政权机构的建立，覆盖了整个右江地区县、区、乡，范围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

把当前问题放到发展过程中去思考

百色起义期间的邓小平从事物发展的过程角度去思考谋划事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决策做谋划，同时注重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时果断做出战略决策。

灵活执行中央指令，及时调整战略决策。1929年11月初，中央要求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并要求尽快起义。邓小平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不能机械地执行中央指令，要利用军阀混战，从容不迫运筹准备，拟定在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举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对于龙州起义，原计划同百色起义同时在12月11日举行，但因龙州发生了蒙志仁叛乱事件，邓小平研究龙州的形势后，决定推迟起义时间，等条件成熟后再举行起义，经过多方面工作和努力，1930年2月1日，成功发动龙州起义。

审时度势将革命武装移往右江地区。在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时，邓小平就预料到俞、李必然失败，于是及时安排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个营到右江地区协助雷经天开展工作，做好大部队开赴右江地区的准备工作。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力排众议，主张将所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右江地区农村去，与农军结合起来，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争取北上胜利。由于受“立三路线”的错误指示，中共中央要求红七军向柳州、桂林发展，先夺取柳州、桂林，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邓小平据理力争，认为仅以红七军几千人的兵力去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任务很困难。1930年11月，邓小平等在率领红七军北上转战到三防镇时，召开群众大会，决定放弃攻打柳州；1931年，红七军在全州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总结北上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我态势，力主放弃进攻桂林等大城市，北上与江西红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