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

90年前的这片土地，战争随时打响、物资极度匮乏，但军民斗志昂扬、神采奕奕，在旧戏台与田野边上演一出出革命戏剧，在战场废墟中唱出一曲曲红色交响，在墙壁与草纸上描绘一幅幅新生共和国的图景……

炮火纷飞中的红色戏剧

“嫂子莫担心，丈夫是红军；家乡苏维埃，事事关照勤……”1933年，于都县“蓝衫团”在会昌、于都等地开展巡回演出。他们自编了针对性较强的《反对老婆拖尾巴》等戏剧，希望广大妇女去掉思想顾虑，积极支持丈夫当红军。参加了于都县“蓝衫团”的老红军邹蒸洪等回忆，“当时的条件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可剧团的演出从未间断过。宣传员们的演出也十分认真，演到高兴的事，引得观众开怀大笑；演到伤心处，引得观众落泪；表演到土豪劣绅的凶狠，观众便情不自禁地高呼起口号……”。

这仅仅是苏区红色戏剧广泛吸引群众、深刻影响群众的一个缩影。江西自古是戏剧之乡，看戏、听戏、唱戏是一项重要的传统民俗活动。20世纪30年代，苏区文艺工作者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用戏剧发动群众、宣传革命。

从白区来到苏区的李伯钊、胡底、钱壮飞和一直在江西苏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赵品三等人运用采茶戏、木偶戏、东河戏等江西民间戏曲形式，将革命道理、文化知识向苏区群众娓娓道来。

来到瑞金之前，李伯钊曾在苏联留学，又在上海从事过编剧、编舞等工作，有着丰富的艺术创作经历。来到苏区后，苏区鲜活的革命生活带给她丰富的创作灵感，她意识到在吸收民族戏剧精华的基础上，可以创造出一种充满艺术魅力的新戏剧。

李伯钊经常到宁都、兴国等地采风。她发现当地的采茶戏中经常用一唱一和的方式表现主题，这一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不仅能让戏剧容纳更多内容，还能增强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于是，她将这种表现形式植入各类小型歌剧的创作之中。歌剧《工农兵团结》中，青年妇女甲、青年女工乙、红军战士等人物在表演时，就经常与扮演画外音的“众人”进行对唱，以此表达工农兵一同杀敌的心声。

同时，为增强舞台感染力，李伯钊还在戏剧《打宁都》中采用赣南东河戏的唱腔和伴奏。锣鼓喧天中，一个现代革命故事在江西传统戏曲的包装下被苏区群众生动演绎。另外，在《志愿当红军》《拥军优属》等戏剧中李伯钊还将现代舞蹈动作、曲调与“茶篮灯”“花灯”“狮灯”等江西传统戏曲表现形式相融合，上演了一出出传统与时尚的变奏。

除了汲取古今戏曲精华，苏区文艺工作者还融汇中西文化，创作出别有意味的红色戏剧。《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的一幅名画，钱壮飞觉得如果让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以及各阶级、政党、军队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共进晚餐，就可以在有限的舞台上营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将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直观呈现给观众。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让这出戏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更多的编剧和演员发现，原来革命戏剧也可以洋为中用。

苏区红色戏剧的演出效果非常好，参加过苏区文艺工作的钱希均回忆，“各类苏区剧团成立后，经常接到军民的邀请，前往村镇、战斗前沿，有时候也到苏区边界的集市上去演出，一些白军也悄悄跑过来看，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有的自动投诚，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再和红军打仗时就把枪口抬高”。

红色戏剧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地方文化研究》主编叶桉认为，“苏区戏剧承载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功能，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代表之一，诠释着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赓续苏区文艺的精髄不可或缺”。

“声”入人心的红色歌谣

红色歌谣是苏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创造。开国上将李志民曾回忆，“苏区群众和红军队伍里最流行的文艺活动就是唱歌，那时候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歌咏活动成了极为重要的娱乐方式和政治工作，当时每个政治委员都要会唱歌，会教歌”。

这些歌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音乐创作人才较少的情况下，苏区文艺工作者很快探索出用民谣、山歌旧曲填新词的创作方法。

在庆祝二苏大胜利召开的晚会上，瑞金云集区的文艺工作者唱了几首歌，观众都说很好听。时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了解到，这些曲子都是用江西苏区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等曲调，填上新词创作而成的，他就对李伯钊等人说，“没有人写谱就用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

一时间，民歌曲子配革命内容的创作方式被广泛使用，大量赣南传统经典民歌，经由歌词转换迅速衍生成《打铁唔怕火星烧》《十劝亲郎革命歌》《十二月妇女苦》等红色歌谣。它们或控诉黑暗的旧社会，或鼓励工农闹革命，或扩红支前拥护苏维埃政权，或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春耕、妇女解放及各类活动，成为时代的记录。

如何让苏区歌谣真正走入群众的心坎？瞿秋白提出要发掘民间山歌手，让他们带头唱。经常为苏区的戏剧学校教职员上课的瞿秋白发现学员刘秀章是一位优秀的山歌手，她经常唱“哎呀嘞”起调的兴国山歌，很受学员们喜爱。于是，每次上完课瞿秋白都会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呀嘞’的兴国山歌”，以此鼓励大家向她学习，之后又推荐她加入中央苏维埃剧团，让她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特长。在瞿秋白的引导下，谢昌宝、曾子贞、谢水莲等兴国干部群众纷纷加入歌唱队伍，红色歌谣在群众中逐渐生根发芽。

为了让苏区歌谣更加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苏区文艺工作者将大量客家方言、口语、俗语等融入歌曲中。如《革命时调》中“苛捐杂税货架高，郎打背公我心焦”中“打背公”就是客家话，是“手头拮据”“经济困难”的意思。通俗易懂的歌词，亲切的歌声，拉近了苏区干群的距离。

多方面的努力让红色歌谣在苏区有了惊人的传播效果，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提到，“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各种革命歌曲。从3岁小孩，到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在反“围剿”斗争中，兴国妇女山歌队甚至以唱山歌的形式让一个班的白军投诚到红军中。

对于苏区红色歌谣把革命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民众新的精神面貌作为“新酒”，灌入传统民谣、山歌等“旧瓶”之中这种创作方法，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庞振宇认为，“这不仅让数百年来固封于传统社会的江西民谣、山歌等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也让苏区红色文艺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到了着力的支点”。同时，他还表示“尽管苏区红色歌谣在艺术形式上还不成熟，但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歌曲创作与之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且对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歌曲创作也有开辟之功”。

美工刀笔描绘的“苏维埃”

苏区文艺工作者还用画笔、工笔刀创作出了许多惊艳时光的美术工艺作品，用线条勾勒出了共和国最初的模样。

勾勒一个新生政权的形象，首先就是要设计出符合其精神风貌的国旗国徽。这项工作由苏区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完成，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二苏大上被明确，“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国徽为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镰刀、锤子、谷穗、地球这些象征着革命、群众、信仰的意象被纳入其中，彰显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特征。

除了国旗国徽，商业发展、信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货币、票证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1932年春，当时，中央苏区开辟不久，市场上用的还是国民党的钞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搞垮苏区，在派兵进攻的同时，还派了一些特务进来，带着钞票破坏市场。因此，为了整顿金融市场，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找来擅长绘画的黄亚光设计苏区货币。黄亚光回忆，“我来到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纸币”。虽然黄亚光来到苏区时间不长，但赣南传统美术艺术却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将梅花、珠链等典型的赣南客家传统纹饰与镰刀、麦穗、地球等象征苏维埃政权的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使整个票面在方寸之间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交错，充满着客家传统民间绘画的艺术美，又鲜明地体现出苏维埃政权的特征。

由于黄亚光设计的纸币辨识度高，流通效果好，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找到他，请他设计邮票。于是，1932年4月，设计中央苏区邮票这件大事又交到了黄亚光手中。虽然邮票和货币都是用于流通的凭证，但在当时苏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邮票的流动性更强，因此，为了使邮票的设计达到最佳宣传效果，黄亚光决定从江西苏区群众中寻找灵感，许多群众对他说：“把我们的铁锤和镰刀的红旗竖起来，插到全中国、全世界去！”听完这些意见，苏区工农兵昂扬奋发的形象在黄亚光脑海中挥之不去，并最终呈现在他设计的十余种邮票中，如邮票《战士图》就画了一位红军战士在闪闪红星照耀下的英姿，《冲锋图》则描绘了一位红军战士正在冲锋陷阵的形象。黄亚光设计的这些邮票很受群众喜爱，流通起来也很方便，因此，到达陕北后他又继续设计了一套“中华邮票”，设计风格与苏维埃共和国的邮票一脉相承，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邮票设计奠定了基础。

经典建筑也是新生政权的重要象征。为了开好二苏大，苏维埃政府决定修建一系列建筑。钱壮飞是个多面手，会编剧、会演戏，绘画也很拿手。于是，为红都瑞金设计六大纪念性建筑的任务就落到他肩上。

钱壮飞充分吸收赣南传统建筑对称、牢固、防御性强等特点，结合苏区的战争环境，在充分利用地形地貌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等6座建筑。其中，大礼堂的48根木柱，有些就是原有的大树，树顶上的枝杈都保留下来，具有极好的隐蔽性，从空中俯瞰很难发现，展现了设计者的水平。

毛泽东参观完这些建筑后，非常满意，并送给钱壮飞“红色设计师”的称号，而这些充满客家文化神韵，又具有鲜明实用性特点的建筑，被誉为苏区的“国家工程”，纪念着那一段血与火的光辉岁月。

红土地之恋

炮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已然远去，但苏区文艺却并未离开，反而以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精神价值，持续影响着当代江西乃至全国的文艺创作。

作为著名的民族音乐专家，刘天浪认为苏区红色歌谣的创作给了当代音乐工作者很多启示。1956年，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套曲《家乡组曲》即通过“赣江两岸好风光”“山歌声里采茶忙”“饮水不忘挖井人”等多个篇章，运用赣南民歌中的“长歌”“三步走大步走”等曲调，展现了苏区时期江西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引下，刘天浪之后又创作出《井冈送粮歌》《江西是个好地方》等享誉全国的歌曲，引领了歌曲创作的时代风潮。

同时，在他的影响下，田颂刚、郝士达等作曲家或以江西苏区历史为题材，或以苏区精神为内涵，或通过改编苏区民歌，创作出了《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八角礼堂八角军帽》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红色戏剧是当代江西文艺的一大亮点。赣南的艺术家们用传统的采茶歌舞演绎红色的历史，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其中张曼君导演的《山歌情》《八子参军》《永远的歌谣》和《一个人的长征》把苏区干部和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对革命的忠诚演绎得感天动地。

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西美术、文学创作等文艺领域也都将苏区历史和精神作为重要的创作源泉。革命家杨尚奎、邓洪，老作家罗旋等以苏区历史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红色赣粤边》《潘虎》《南国烽烟》等，对苏区历史进行了缅怀。油画家李菊生、陈冬生，国画家胡献雅、程新坤等，以手中的画笔创作了大量作品，如油画《战地黄花》《寻乌调查》，国画《千船万船送粮忙》《九打吉安》等。当前，江西省作协又通过重点作品扶持等方式促进以苏区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苏区文艺这抹鲜亮的红色，逐渐成为文艺赣军的底色。

除了新的艺术作品，大量苏区时期创作的歌谣今天依然在传唱，并突破时空的局限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光彩。2021年7月1日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中，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惊艳亮相。一句“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让一心为民、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苏区干部形象和苏区精神展现在人们面前，鼓舞着今人继承之、践行之、弘扬之。

90年匆匆而过，苏区的红色文艺一直没有褪色，而红色文艺中的苏区正被以富有时代感的方式重新讲述，在人们心中激起感动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