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码——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召开了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西柏坡精神，集中表现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以其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主持召开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精神寻访——“赶考”永远在路上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中央的进驻，这里成为党领导指挥中国革命的中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顺利推进，全国解放势不可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确立方向。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迎来从局部执政到在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折。

关于执政党建设、关于“赶考”的一系列战略思考和伟大实践由此深入展开。党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成功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胜利面前的忧患意识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革命指挥中心东移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最终选择了西柏坡。

为什么是小小的西柏坡村？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工作人员南洋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较好的群众基础。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临滹沱河，处在山区与平原交界地带，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河两岸滩地肥沃，稻麦两熟，离石家庄市也近，物资供应相对充足。而且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处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之中，平山县又是著名的抗日模范县。有资料显示，平山县早在1931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到1946年全县党支部有600多个，党员近两万人。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胜利会合。至此，这个小山村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诞生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成为我们党永远的精神财富。”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夏静雷表示。

“越是历史转折时期，越是蕴含丰富的历史意味、历史智慧。”2012年，正在天津攻读博士学位的夏静雷，对研究西柏坡精神产生浓厚的兴趣。“西柏坡时期，历经20多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如何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进行了深远思考。”夏静雷说。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党执政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天津大学“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讲师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渠占辉说。

“早在延安时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窑洞对’，谈论‘历史周期律’问题，都体现出这样的忧患意识和深入思考。”夏静雷说，西柏坡时期召开了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逐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组织体系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制度和思想。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党的思想作风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告诫全党，“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两个务必”继往开来

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各方面条件比延安时期好，但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西柏坡，毛主席一条白底蓝条的单面绒衬裤已经磨成了平纹布，膝盖、裤脚都打着补丁，毛衣毛裤不知穿了多少个年头，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南洋介绍，工作人员商量着给毛主席买一身新毛衣毛裤，便让给主席缝补衣服的韩桂馨前去劝说。可主席没有同意，他说：“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必须节约每一分钱。还是请你帮我补补吧，穿在里面没什么好看难看，能挡寒就行，谢谢你了……”

后来，那件已经补丁连缀的毛衣毛裤又织补出几块大补丁，毛泽东一直穿着它进了北京城。

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陈列中，有一幅普通的工作照片，特别之处在于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脱落的旧茶缸和上面盖着的粗瓷小碟子。据介绍，有一次警卫员成元功给周恩来倒茶，发现茶缸上的盖子黑一块白一块，歪歪扭扭，怎么也盖不严。原来，周恩来外出回来的路上，茶缸盖从车上掉了下来，被轧坏了。成元功看在眼里，想着到供给处给首长换个新茶缸。周恩来坚决地把新茶缸退了回去，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盖上：“这不正合适吗?”这个旧茶缸和那别致的茶缸盖──粗瓷小碟子，周恩来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处处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来教育和影响全党，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中国革命事业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两大精神法宝。”渠占辉表示，“‘两个务必’中‘继续地保持’，意味着这是对共产党人20多年革命斗争中形成优秀品质的继承，是对既往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是未来确保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告诫全党做到‘两个务必’，提出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等‘六条规定’，还亲自给即将进城的党员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上党课，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和学习‘进京守则’。”夏静雷介绍，“进京守则”第一条就是“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谈话，已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重提“赶考”：“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可谓振聋发聩、让人警醒。”夏静雷说，时代在变，但“赶考”依然在路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两个务必’的提出已有70多年了，我们党对‘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总体上是好的，我们因此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渠占辉说，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每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反思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之路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的西柏坡时期历史，有着很深的启示意义。”渠占辉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学习“两个务必”以及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考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迅速有序接管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天津战役创造了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基本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共产党人再次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卓越能力，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城市接管的“天津方式”。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商业门类比较齐全，经济结构比较完备，拥有通往各大国际商埠和吞吐量全国领先的港口，金融业和教育也比较发达。在城市人口中，除中国公民外，还有不少外国侨民。这些情况使天津的接管、新民主主义改革具有探索和示范的作用，经济建设具有支援全国的作用，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当日，毛泽东电告黄克诚、黄敬等，指出接收平津影响中外，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14日，又转发关于沈阳接收经验的简报，要求给予参考。随后，中共中央又就接收官僚资本、司法机关和使用货币等问题向天津市委发出具体指示。

战役打响前，党中央及华北局先后抽调7400余名干部，集中于河北省霸县胜芳镇整训学习，进行接收准备工作。天津战役总攻前，接管干部从胜芳抵达天津郊外杨柳青待命。随着攻城部队步步深入市区，接管干部冒着炮火硝烟紧随其后陆续入城。

天津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即日起开始办公，标志着天津历史翻开新的篇章。同日，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连续播送市军管会的《告天津人民书》和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16日，所有接管干部到达接收岗位。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号发行，向全市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市人民严格遵守市军管会的各项规定。

在解放天津的战斗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我军的城市政策纪律，提出“人民财产全面保护，缴获物资原封不动”的口号，做到秋毫无犯，数九寒天露宿街头，不扰民。战斗结束后，没人乱放一枪，乱毁一物，乱占一房。街上很快就恢复了秩序。

原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梁必业在平津战役参战将士访谈录《走进最后的决战》中记载，攻入天津城区后，有的部队在敌警备司令部和敌86军军部，缴获了不少金条、手表等贵重物品，他们都及时造册登记，如数上交。在部队突破护城河时，许多官兵的衣服湿了，寒冬腊月冻得打战，进城后各种衣服很多，而官兵们宁可挨冻也不拿一件更换。战斗中有的连队两天吃不上热饭，只啃冻得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人去拿缴获的罐头和饼干充饥。天津人民目睹了子弟兵自觉守纪的模范行动，无不为之感动。

由于战局明朗，攻城部队纪律严明，以及市内地下党组织广泛宣传和多方面维持秩序，物资、机关、工厂大部分保持完整。市军管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和“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机构、生产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结合天津实际，确定了“避免乱，必须稳，完整接收，免遭破坏”的工作原则。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除个别遭敌特破坏和战争毁坏的部门外，接管了所有机构，至2月底，接管工作全部完成。

党中央十分关注天津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受党中央委托，刘少奇于1949年四五月间到天津视察并指导工作。刘少奇到天津后，分别与天津市的领导干部、工人及资本家进行座谈，深入工厂调查，亲临职工代表大会，对工人、职员作专门讲话，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形成著名的“天津讲话”。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天津市通过实施民主改革发展国营经济、协调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私营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制止严重通货膨胀、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等，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本报记者 周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