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2021年05月26日08:56 | 来源：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个重大论断，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走过的百年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作出的科学判断。那么，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可以经历百年、执政70多年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有必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我重点从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创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中国共产党接受、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这个革命的基本点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心城市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在资本主义俄国的基础上发生的，尽管俄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国家。然而，近代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然已经有西方列强在华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在中国全部经济构成中，资本主义不占统治地位。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内有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封建专制的君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在广大农村，封建制度的根基仍被保存着。民国初年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及军阀割据统治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封建根基未能彻底铲除。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1919年组建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开始考虑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进行革命的指导理论。他在1920年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称为民族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民族革命要联合农民；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指导革命的直接经验，这样的革命怎么搞没有明确，也难以上升为理论。
中共一大明确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认识，尚未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中共二大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最低纲领，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最高纲领。这里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但是，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对于怎样反帝反封建，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没有自己的切身斗争体验。那时候，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起义成功了，但无论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发动城市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心论”的历史经验。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斗争，能够运用的经验也就是中心城市起义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有近百次。这一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无论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基本上以占领城市为目标。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在大部分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思想，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探索，到1930年，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条革命新道路的正确性。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认识。这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革命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正确的认识，要为全党所接受，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党内“左”倾路线领导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原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主持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实际，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基本原因。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惊醒了、教育了党，才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1943年11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换句话说，这是在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新革命路线的地位。在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城市中心起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国情下的成功范例。如果把它看作唯一的形式，概括为“城市中心论”，就把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等同起来。而中国革命是在工业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进行的。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很强大，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军阀割据的形势下，一定地域内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地波浪式推进政权建设、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这一套办法，才能坚定全国各民族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城市中心起义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办法，适合中国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基本观点的延伸。《论新阶段》是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党内影响不断扩大。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到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8年武汉沦陷后，中共在广大敌后立足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依托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支持，与盘踞城市的日军相周旋。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
中国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中国的革命经验证明，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原理。是依靠城市起义来实现这个原理，还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原理，则要依据不同的国情，灵活运用，不可教条化。“武装夺取政权”，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的，城市中心起义和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实现这个原理的具体方法。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思想极为重要。“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是在城市，是要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4年8月，毛泽东写给博古（秦邦宪）的信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里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革命不是为了保护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尽管从事小农经济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是为了消灭小农经济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共产党人的眼光不能仅仅盯着农村根据地，不能仅仅盯着小农经济，如果那样就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这封信表现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1949年3月，毛泽东提醒全党：“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一个极为睿智、极为重要的决定。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转变，这个转变正好体现了上面所举的给博古那封信的思想，就是说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不是农村，不是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而是城市，而是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确保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施，确保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学党史，明未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创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总结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建党百年之际，这一伟大历史功勋需要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