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实质就是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跨越，最终创造出更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华文明要跨入现代形态，关键在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双重属性
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文明，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创造主体上是中华民族的，是由中华各族优秀儿女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具体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属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涵养。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文明品格，例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转型积蓄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二是呈现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本色，仍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
三是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复兴之所以伟大主要就在于它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之上不断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前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保持民族本色的基础上，并没有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着眼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在与时俱进、博采众长中不断丰富着现代性的表达。具体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属性主要呈现为三个形态：
一是传统文明内生固有的现代基因。从时间维度来看，传统与现代虽然指向不同，但二者既冲突矛盾，又融合互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冲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采取的是选择性继承的辩证思维，既尊重传统又不盲目复古，通过对传统文明的合理解读和理性扬弃，发掘和萃取其中仍具有浓厚现代价值的积极元素，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属性的内生基因，直接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建设实践。
二是通过“两创”转化而成的现代成果。随着时空的变迁，传统文明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结合新的发展实践进行针对性地创新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结合变化了的时代需要，对传统文明中那些被蒙蔽了的思想内涵和陈旧过时的表现形式加以纠正和改造，重新激活其适应力和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吸收最新的社会发展成果，对传统文明的原有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二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形成中华文明现代属性的动态表征。
三是借鉴融入其他文明的现代性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不同文明既表现出基于本民族客观实际的个体差异，同时也包含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完全可以吸收借鉴，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属性的重要补充。
中华文明跨入现代形态不会自然而然发生
中华文明跨入现代形态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归根到底成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
中华文明跨入现代形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是立党之本、兴国之要，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内在魂脉，也是中华文明跨入现代形态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支撑，全面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客观地看待各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动向，形成了关于文明建构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例如，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人类文明的要素结构，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得出物质文明在文明要素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制约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其他要素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由此得出其他文明要素也对物质文明产生影响意义，各要素协调发展才是文明转型的应有之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利弊得失，形成了文明建构的扬弃立场。例如，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贡献，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以往人类对自然界被动依赖的状态，“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主义还把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族群从孤立隔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使世界逐步融为一体，拓宽了人类的交往范围，丰富了人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弊病，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发展“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工人被彻底“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而沦为“物”的奴隶，“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因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必须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摆脱“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已基本奠定了文明建构的科学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探索历程，通过扬弃传统文明，吸收西方文化，力图在中西互鉴中开辟一条中国化的文明转型之路。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艾思奇的“新文化”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概念，并认为这一文化应当采用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建设思路。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奋斗的一切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已体现了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初步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想愿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文明探索长期遵循的基本导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得到进一步提升。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还应“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着眼于“两个大局”的国情世情变化，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全面推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将文明转型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程，从“文化自信”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两个结合”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愈加彰显，中华文化的当代活力持续迸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动
文明的转型归根到底依靠现代化实践的铸就。现代化与现代文明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化是伴随现代文明发展起来的，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现代化各个方面及其发展，均内含着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具体展现。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发展，就是由现代化引发和推动的。现代文明所确立的各种观念、文化，并不是纯粹理性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由现代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现代文明与现代化就是这样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在互动中发展。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相伴而生，互相影响，具体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二者在相互贯通、彼此促进中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不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跨越的过程。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拯救民族危亡必须文化先导，中国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优势发起了西学东渐的启蒙浪潮，进行了一系列文化转型的尝试，形成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等诸多探索性见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声，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推进提供了思想参照。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传承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汲取近代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将文明转型依托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通过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现代化建设扫除了制度障碍，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并以昂扬的斗志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独立的生存空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也从此步入社会主义的新轨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四个现代化”的内涵逐渐完善，现代化建设也在破与立有机结合中取得初步成就，在此基础上，以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明新秩序得以初步确立，其创新活力也在实践中充分激发，成功抵制了各种旧观念旧制度残余的侵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初显成效。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三步走”战略步骤的逐渐推进，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文明也因现代化最新成果的融入而赋予了坚实的物质后盾和群众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使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呈现出现代化建设实践与现代文明形态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步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此推动下，中华文明也初步实现了现代文明的时代转型，正在以建构人类文明形态为己任，积极投入到世界文明秩序的重构之中，努力以鲜活的中国智慧和切实的中国方案迎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