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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作者:  来源:    日期:2021-10-28    浏览次数:

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21年10月18日15:00 | 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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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延安时期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与历史经验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丰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就必须从延安时期管党治党的成功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延安时期虽未明确提出政治建设,但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开展党性教育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一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组织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行为的批判,使全党全军认识到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纠正了王明任意发号施令、直接或间接同延安分权的错误,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开展了整风运动,解决了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二是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全党政治觉悟。194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党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几种办法,对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政治建设关乎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纪律、政治能力,是统领党的其他建设的灵魂。新时代,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把“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在坚守党的政治立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政治能力上下功夫;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保证全体党员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更好实现党肩负的政治使命。

以思想建设为首任。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随着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控制非无产阶级思想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融入与蔓延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问题,思想建党成为延安时期党建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为更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党中央创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号召全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45年,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通过思想建党,广大党员干部摒弃了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空前团结统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引着行动方向,重视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色和内在要求,是党保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武器。新时代,必须继续在思想上从严,用理论的清醒助推政治的坚定,用思想的统一确保步调的一致;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夯实思想建设根基,筑牢防腐拒变堤坝,增强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能力,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以组织建设为基础。组织建设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基础和保证。毛泽东非常重视组织发展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延安时期在党组织发展和党员干部选拔、培育方面做了探索。一是重视党组织发展。党中央多次发出指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建设全国性大党”。二是严格选人用人标准。提出四条好干部标准、“任人唯贤”路线及“才德兼备”选用标准,强调干部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不谋私利。三是从严管理干部。延安时期把从严管理干部作为党组织责任的重中之重,通过制度制定与严格执行,对党员干部进行全面了解、客观分析、严格管理。四是培养锻炼干部。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干部学校,为培养、教育、锻炼干部作出重要贡献。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全部工作要靠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从严抓好组织建设。一是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二是强化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严把政治关、廉洁关。三是从严管理干部。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既要严管又要厚爱,形成约束和激励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

以作风建设为灵魂。党的作风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延安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一是大兴调查之风。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毛泽东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央亦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密切党群关系。二是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要求全党“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不搞山头主义。三是通过党内批评克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增强凝聚力战斗力。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将党的作风概括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优化政治生态。

以纪律建设为重点。延安时期把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一是严明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二是重视纪律教育。毛泽东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党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三是严格执纪。枪毙居功自傲、逼婚未遂而杀人的革命功臣黄克功,开除公款私用、生活极端腐化的刘振球党籍等都是这一时期严格执纪的表现。

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党的力量所在。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突出执纪重点,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树立牢固纪律意识,将党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制度是管党治党之本。延安时期,为推动管党治党常态化制度化,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等制度,既为管党治党提供了依据,又使党员干部明法度、知敬畏,提高了党建质量,增强了凝聚力、战斗力。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从严抓好制度建设,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抓好制度建设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和部署;要健全完善制度,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制度体系;将制度建设贯穿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为党的建设提供全方位保障。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延安时期注重通过廉政建设从严管党治党。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建立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规定了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惩治措施,《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居功自傲的革命功臣肖玉璧,贪污、暗扣公款,甚至企图携款外逃,被判处死刑。《解放日报》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全覆盖、零容忍、全过程,不管涉及到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标本兼治、精准有序、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要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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